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引发关注。
　　“原来我们更多是纵向的、自上而下对产粮大县补贴，省际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还没有过。”中国农科院农经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钰对中国网财经表示。
　　2003年时，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划定了13个省级单位为粮食主产区，承担起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的重任。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粮食生产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2022年13个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已经占到全国产量的78%以上。
　　但由于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行业利润率较低，为了调动种粮大户的生产积极性，地方政府往往要给予大量财政补贴，导致粮食主产区面临“产粮大县、经济弱县、财政穷县”的困境。
　　“担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主产区的大量人力、物力都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导致其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资源不足，经济增长较慢；与此同时，沿海发达地区的主销区，通过发展工业、服务业、高新产业等，经济增长越来越快，使得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钟钰称。
　　在此背景下，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主产区把其生产的粮食供应给相对发达的主销区，实际上也伴随着粮食补贴和利益的转移，有“穷区”补贴“富区”之嫌。而本着“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主销区应该对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
　　钟钰表示，建立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有助于提高主产区的财政能力，从而加强对其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逐步缩小与主销区的差距。
　　他还提出，利益补偿并不局限于资金形式，还可以包括产销区之间科技、人才、医疗、教育等等多个方面的合作乃至援助，在调动主产区种粮积极性的同时，促进其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但是目前产销区省际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操作难点在于缺乏粮食流向的统计数据。“现在我们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商品粮在全国各地流通，很难统计每个主产区的粮食输送给了哪些销区、每个销区留了多少。如果说黑龙江粮食只流向广东，这两个省‘一对一’进行利益补偿就很好操作，但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
　　在缺乏粮食流向详实数据的情况下，钟钰建议可以从每个主销区的粮食自给率入手，非自给的部分，通过一定的换算标准计算出补偿金额，上缴给中央，由中央形成“资金池”，再拨付给各个主产区。
　　“通过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可以强化全社会的粮食安全责任意识。”钟钰表示。
　　另外，在粮食产量方面，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确保2024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到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而2024年的产量目标没有明确体现出“增产”导向。
　　对此，钟钰表示“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不是短期工程。“上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也是用了10多年才完成。这是一项跨周期的工作。”
　　据他了解，自从去年“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出以来，中央和地方都在紧锣密鼓开展讨论和论证，着手制定相关规划。“不同地区结合自身情况挖掘产能提升空间，是从面积上或是从单产上等等，都需要经过多轮论证，不能仓促而行。”
　　“乡村振兴”是历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今年会议提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新型城镇化是一种城市化进程，而乡村振兴带有一定程度的逆城市化特征，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人的“争夺”，如何实现统筹发展？
　　钟钰表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都不是从人口流动的“数量”上来评判效果的。统筹二者发展，主要是畅通人才、资源等各类要素的双向流动，在市场化的资源优化配置下，让人才投身最能发光发热的领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长期来看，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鸿沟”会越来越模糊，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文章来源：中国网财经）